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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為美國公民的義務之一就是參加陪審團（jury duty）。最近我被選去當陪審員（juror），此經驗不僅使我大開眼界，也讓我接觸到生命中從未面對的一面。 這個過程中我的思緒與感觸像是坐雲霄飛車，騰雲駕霧般地翻來覆去。正義（justice）是什麼，能被定義嗎？我不確定，但還是把這整段經驗寫出來吧。
Jury Selection（選擇陪審員）
這個案子召集了非常多的候選人，我們全被叫進法庭坐在觀眾席，然後一次大約有二十個人被叫到陪審團的座位坐。陪審團的椅子標有號碼，從一到十四（陪審團總共十二人，外加一到兩位候補，若是審判途中陪審團有人因故不能繼續，則由候補替代），然後前方再放五六張椅子。 陪審團的對面，坐著兩名被告（defendants）和他們各自的律師，另外一張桌子則坐著檢察官（prosecutor）。 法官先說明大原則，再來是檢察官和辯護律師的輪流質詢，他們能挑任何一位候選人問問題，然後依照候選人的答案，法官及律師們可篩掉不適合的候選人。這些人離開後，空下來的一到十四號椅子就由還在前方椅子的人填補上去，再還有空的位子，則從觀眾席繼續叫上去，就這樣一輪一輪的篩。整個過程像下棋，檢察官若是踢了這人，辯護律師得刪誰呢？ 辯護律師和檢察官能篩掉的總人數有限，因此得小心選擇，但也不能太挑，因為若是後來被叫上來的沒有更適合的，他們也只能用最後那十二個人（外加一到二位候補的陪審員）了。
篩選的依據為何呢？
法官先解釋這個案件與搶劫三家便利商店有關，然後他解釋陪審員的責任。他強調被起訴（charged）不代表有罪，每位被告的預先設定是“假設無辜”（presumed innocent），而不是假設有罪（presumed guilty）。檢察官得提出確切的證據，讓陪審員毫無疑問地（”beyond reasonable doubt“）能相信被告犯下了被控的罪，才能做有罪（guilty）的判決。 雖然假設無罪（presumed innocent）是美國法律最重要的信念，但是一般人不見得同意，質疑此信念的人就會被篩掉。
再來就是候選人是否認識被告、證人、以及檢察官或辯護律師，或是親人與執法單位有關。 當天的候選人中有法官的太太，還有警察的太太，另一位則是太太在檢察官的辦公室工作。這些人雖然自陳不會偏頗，還是馬上被請走。另外，因為案子與搶劫有關，也會被問到自己和親人朋友是否被搶過，這些人因為有如此的經歷，也許無法公正，都被請走。
從詢問中也可以對他們的辯護方向有所猜測。例如辯護律師一再詢問，若是有警察和一般民眾的證詞，警察因為有訓練，知道如何在庭上應對，聽起來也許比較令人信服，而一般民眾可能會緊張，會不會因此比較相信警察的證詞呢？於是我們可以猜出這個案子會有許多警察作證。我想辯護律師只是要這些陪審員候選人先想想，警察真的就比較值得信任嗎？
一位警察的太太被問及會不會比較偏頗，她說不會， 正因為先生和認識的人多是警察，她反而會更質疑警察的證詞。律師問為什麼？她支吾許久後說：“Let me just say, my husband is not perfect.（這樣說吧，我的丈夫不是完美的）”，庭內的人均哄然大笑。
我也聽過警察偽造證據的新聞。我讀研究所的鄰鎮，發生過一件令人髮指的血案。一家四口，孩子才為十一和十五歲，歹徒闖入後將四人綁起來眼睛遮住，強暴了十五歲的女孩後，開槍射擊四人頭部將他們全殺死。之後他在房裡灑汽油，點火燒屋。偵辦的過程找到了一名嫌犯，在逮補的過程中此嫌犯持槍對著警察，警察開槍殺了他。後來嫌犯的母親承認用了兒子在受害人家中拿的信用卡，因此殺人者應是那位嫌犯沒錯。沒想到兩個警察在那位嫌犯母親的工作處取得她的指紋，謊稱是在燒屋用的汽油罐上採到的，為此那位母親頂了放火和入屋搶劫的罪，被判了17－44年的刑。她入牢兩年半後檢辦單位才發現原來是警察捏造證據。犯罪的能力不是“壞人”才會有，執法單位腐敗的人所在多有。
每位候選人還會被問到自己的職業，還有同一戶成人的職業。有法律知識背景的幾乎很快就被踢掉。當天有兩位律師，被問到當陪審團討論定罪過程（deliberation）會不會用自身的法律知識影響陪審團，她們的答案都是“I can’t help it.（我無法不那樣做。）”，這當然是老實話，但也因此很快就被請出去。
候選人還會被問到以前是否當過陪審員，當時有沒有達成定案的決定（reach verdict）？這也是一個指標，若是以前有定案，表示這人能夠與他人和諧討論，被留下的可能性就增強很多。若是流案（hung jury，就是十二個人無法有同樣的看法，因此沒作成決定，檢察官可以選擇要不要重審），通常就會被請走，因為律師擔心上次無法定案，這次會不會因為上次的不快經驗而輕易妥協。
選擇的過程，檢察官和辯護律師有各自的考量，檢察官踢掉親人曾經搶劫過或觸法，辯護律師則刪掉與警察或法官有關係、或是曾經被搶過的人。我在觀眾席坐了一整天，眼看身旁的人越來越少，上面的候選人還是一直被替換 。隨著每輪的詢問，對陪審員的選擇方式漸漸地了然於心，我有預感如果被叫上去，不太可能被踢掉。因為我不認識被搶或搶劫的人，也沒有親戚朋友在警察或司法單位工作，更不認識被告和庭上的律師或法官，完全不符篩掉的原則。
第一天的陪審團的選拔結束，上方的十四個位子還是有空位，於是所有還留在庭內的候選人都被命令第二天再回來報到。那天回家我和V討論一整天觀察的心得，我的疑問是，案件的判決攸關被告的命運，為什麼不像德國的系統，讓有法律背景的法官決定呢？我們這些不懂法律條文的“平民”何德何能副此大任？V兩手一攤，說，“This has always been our system. (我們國家一直用這個系統)” ，我收到的被召喚來選陪審團的信（jury summon）上是這麼寫的，”Trial by jury i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ideals of American democracy.（靠陪審團來審案是美國民主的基本信念）” ，是怎樣的信念造成如此的系統呢？ 這個系統依賴檢察官提出的證據能夠說服這些”平民“陪審員，十二個人用自己的經驗與看法決定那些證據是否能夠證明被告有罪，唯有十二個人都同意才能定罪，只要有一人懷疑（reasonable doubt）就得判無罪。這又追溯到假設無罪（Presumed Innocent）的信念，也就是寧願誤漏有罪的人，也不願無辜的人入獄，這就是美國司法系統的立足點。當然我們知道無辜的人被陷害而入獄還是大有人在（例如前面舉的嫌犯母親入獄的例子），這也更支持不應有死刑的判決：入獄的無辜者只要活著，還有機會平反；死刑一執行，就再沒有挽救的機會了。
我發現自己開始產生矛盾的心情。原本是很不想被選上的，前兩個星期才回台灣度假，工作進度已經落後，沒想到一回來就被叫進法庭，若是被選上，我的工作又要再擱置兩個星期（這是一開始就被告知的預定審判期），真是萬分不願。但是隨著選拔的過程，我的好奇心被激起，加上與V討論後，感到若是能當上陪審員，親身經歷美國的司法系統，未嘗不是寶貴的經驗。
第二天就懷著既不願被選上，但又暗自期待被選中的矛盾心情回法庭報到。這次我第一組就被叫上去，坐到十四號的位子，輪到陳述職業時，我因為前一天已經聽過太多次，知道法官要問的是什麼，乾脆一骨碌地全部報出來：我做什麼工作，公司做什麼，先生是什麼職業，哪個field。我講完後法官只是對我微笑，一句話都沒追問就繼續問下一個人。輪到律師個別詢問時，他們乾脆整個跳過我，什麼都沒問。那輪中前面十二號有人被請出去，我就被叫到其中一個位子坐定，之後又過了幾輪，直到最後始終沒被叫下去。
就這樣，我開始了人生第一次的陪審員經驗。
【待續…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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